抽搐着的细弱肩膀，隔着毛衣传来的体温，让李迎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，之前的那些小情绪，小委屈立马就抛到了脑后，现在他更担心的是飞飞。
飞飞慢慢就平静了下来。
“李迎，你跟我来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飞飞推开李迎，抹去了眼泪，并小心地四周环顾了一下。
黄色的MINICOOPER和黑色的切诺基，一前一后出了停车场。
半个小时后，飞飞的MINICOOPER停在了一栋普通的两层楼高的旧民房前面，李迎的切诺基也紧跟着拐了进来，停在了边上。
“进来吧。”飞飞开了一楼的大门，扭头对正在四处张望的李迎说道。
“这里就我一个人住。”飞飞接着又补充了一句。
二楼住的是房东一家，一楼则被隔成了一大一小两个单元出租。小的那个单元就是飞飞的新家。
地方不大，一房一厅，一厨房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客厅的几子上的花瓶还插着一束鲜花，正含苞怒放着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并没有李迎想象中那种亡命天涯的不堪。
“喝点水吧”，飞飞麻利地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，并示意李迎坐下。
两人面对面坐在了沙发上，一个长条形的玻璃茶几隔在了两人中间。
“你还好吗？”一阵相对无言之后，李迎终于开口问道。
“嗯。”飞飞双手来回摩挲着手里的玻璃杯。手指依然细长，但李迎注意到飞飞的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细腻白洁了。单从飞飞的手，就能看出她这些年遭了不少罪。
“都是以前在餐厅洗碗的时候，把手洗坏了。”顺着李迎的眼光，飞飞看到了自己手上皮肤的沧桑，尴尬地笑了笑，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来，放在了茶几下面。
“飞飞，能告诉我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吗？”李迎心疼地问道。
“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先在一个语言学校读了一年，接着读了一年多的CEGEP（类似国内的大学预科），生活来源和学费都是父亲的一个关系赞助的。”对于是什么关系，飞飞并不愿有多说。
“后来父亲在经济问题上出了事，被双规了，我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，学业被迫中止了。签证也差不多到期了，准备回去，但母亲在电话里千叮万嘱交代我不能回去，否则会给父亲的案子添乱，我唯有留了下来。”提起父亲，飞飞的眼眶不禁又红了。
“为了维持生计，我就只好在唐人街的餐馆里面打黑工，因为身份的问题，不能在前面做waitress什么的，就只好在躲在后面洗盘子。这么一干就是一年半。每当有边境服务局的官员来餐馆突击检查的时候，我都要跟做贼一样，从后门落荒而逃。为了省点钱，当时跟人合租了一个地下室，距离唐人街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。每天晚上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。”
飞飞接过李迎递来的纸巾，抹去眼角的泪珠，继续说道。
“每天收工都将近晚上12点，有一次在回家路上，被一个喝醉酒的黑人拦住了，差点被非礼，那个越南人Nguyen刚好路并过救了我。因为母亲是潮州人的缘故，Nguyen会说中文。从那天起，他坚持每天晚上都等我下班，并送我回去，后来还找律师帮我申请了难民身份，又帮我找了好几份不同的工作。他租了房子，还坚持让我搬过去和他一起分租。”
飞飞举起了水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又堕入了沉默中。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一定是飞飞最不愿意提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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